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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反腐败特别调查范畴是触犯刑事法律规范的公职人员贪污腐败、渎职侵权等行为，与联合国《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第15条规定的检察官适当注意对公务人员所犯的罪行特别是对贪污腐化、滥用权力、严重侵犯人权、国际法公认的其他罪行的起诉并且依照法律授权或当地惯例对这种犯罪的调查[37]的国际准则具有相似性相向性，这是将对涉嫌腐败违法犯罪的调查权能科学整合为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我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权能的创新性转化。

[27]参见孔祥俊：《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与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490页。（二）特定事项 设区的市立法属于国家最低层级的立法，地方性是它的立法特色。

第二种意见认为，目前将设区的市的立法权限定在城市建设、城市管理、环境保护等方面，范围太窄，应当根据设区的市的实际需求，将立法权限的范围扩大到公共服务、社会管理、民生保障以及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在这种服从内容中，其中有中央对地方权力的各种限制，这种限制旨在满足中央统一领导的要求《立法法》对包括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在内的地方立法权作出法律上限制，即是单一制国家制度的一种逻辑必然。比如，从城乡建设与管理看，就包括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市政管理等。[31] 但是，对于一种权力的赋予条款而言，限制条款具有唇齿条款的功能。[37]冯祥：《论地方立法权的范围》，《行政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

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它表为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18]和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此番《立法法》（2015）[1]增加一条，作为新的第13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决定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特定事项授权在一定期限内在部分地方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

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广东省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试行期届满后有关问题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6年第1期，第87页。对于授权决定暂时调整或暂时停止的事项，授权主体希冀通过实践来检测它们的可行性。例如由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中第13条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第6条有关外资企业设立的规定、第10条有关外资企业重要事项变更的规定形成了一种现实的竞争关系。以201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在广东开展行政审批改革试点的决定为例。

参见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87-394页。[18]参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

这种关联性主要表现为前者转化为后者的可能性。[39]姜伟：《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关系论纲》，《中国法学》2014年第6期，第32-34页。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作为法律修改的试验模式，正是保障法律修改及时性与审慎性相协调的可行路径。第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有权修改此类授权决定中所涉及的有关法律内容？对于这一问题，研究者们比较一致。

从此类授权决定的表述不难看出，作为授权主体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将此类授权决定的目标定位于修改完善法律。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首当其冲地需要承担起进行改革试验的任务。第一，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指导下的改革体现出较高的明确性。另一方面，暂时调整与暂时停止这种试验总是会有意或无意地淡化合法/非法这一法律系统的编码格式，使得法律条文的内容变动起止时间变得更加暧昧，以一个阶段而不是一个时间点来进行变法。

但是也有研究者从法律修改的形式以及法律修改的效力等方面展开分析，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出的授权决定中的暂时调整或暂时停止不属于法律修改。而后，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农业部联合印发《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

[6]所以，虽然本文目的在于对《立法法》（2015）第13条的性质、功能等方面进行阐释，但是在进入讨论之前，文章将首先回顾并尝试厘清研究者们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此类授权决定不同看法之间的逻辑关系。同时，通过地方试验，尽可能地控制改革风险与降低改革成本。

虽然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不是法律修改，但二者紧密关联。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7]蔡金荣：《授权国务院暂时调整法律实施的法理问题——以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例》，《法学》2014年第12期，第62页。所以，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有权修改此类授权决定中所涉及的有关法律内容这一问题，研究者们一般认为只要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职权时满足《宪法》、《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则有权修改非基本法律，同时也有权在全国人民大表大会闭会期间，在不与基本法律原则相抵触的前提下，对基本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17]而邓小平也肯定了这一改革方式的重要意义。因为宏观上对改革的整体方向与进度有所把握，对改革每个阶段的任务有着较为清晰的预估，对改革所涉及的各种利益与矛盾有充分理解，才能够稳妥地为改革活动添置条件，才能符合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改革要求。

这意味着，授权主体对于是否修改相关法律并不能作出完全妥善的判断，如果直接在全国范围内暂时调整或暂时停止相关法律的规定，一旦效果不佳，其付出的代价过于高昂。必须区分不同的改革事项与不同情况，合理选择不同方式。

《立法法》（2015）第13条在法律层面确认了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所生成的法律修改的试验模式。在《立法法》（2015）通过并实施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此类授权决定还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2015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决定》（2015年7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方开展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试点和有关问题的决定》（2015年1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232个试点县（市、区）、天津市蓟县等59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分别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2015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中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有关规定的决定》（2015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河北省邯郸市等12个试点城市行政区域暂时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有关规定的决定》（2016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和部分在京中央机关暂时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有关规定的决定》（2016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军官制度改革期间暂时调整适用相关法律规定的决定》（2016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2016年12月）等。

[37][美]汉密尔顿、[美]杰伊、[美]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64页。因此对法律进行修改既要及时，又必须审慎。

《立法法》（2000）第7条将《宪法》第67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表述原封不动地纳入其中。同时，这一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的附件1对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四至范围分别进行了细化到街道为单位的说明。综上所述，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并非法律修改，而是法律修改的试验模式[16]，而《立法法》(2015)第13条则是对此种试验模式在法律层面的明确。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是试验立法这一思路演变出的一种新的制度。

[28]参见吴邦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1年第3期，第333页。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作为法律修改的试验，势必将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36]法律的变动将削弱法律的稳定性，而缺乏稳定性的法律将可能成为社会上比较勤奋而消息不灵通的那一部分人的圈套[37]。因为从法律文本来看，《立法法》（2015）第13条已经明确只能暂时调整或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而法律废止的试验则要求暂时停止适用整部法律。

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广东）、中国（天津）、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就明确该决定自2015年3月1日起施行，决定中涉及的行政审批的调整在三年内有效。2018年1月1日前未提出修改有关法律的议案的，恢复施行有关法律规定。

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以试验方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容和结构都产生了影响。而正是对于暂时调整或暂时停止认定的差异导致了论证结果的差异。在我国立法实践中，法律修改形式主要包括三种：修订、修正案、修改决定。小前提则是争论焦点，在暂时调整或暂时停止是否是法律修改这一问题上，研究者们的立场截然对立。

同时还可以对实践效果尤为突出的相关调整及时作出评估，进而提前修改相关法律，前文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等法律的修改便是如此。因此，有学者就赞赏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的做法，认为通过立法机关的授权突破现行法律的框架来进行试验，解决了改革措施合法性的难题[25]。

因此，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并非法律修改。可以看到，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指导下的地方改革试验，并不是零碎式的改革策略，而是分阶段、有目标的渐进式改革。

十一届人大法律修改数与法律制定数之比达到了2.42：1，是五届人大法律修改数与法律制定数之比（0.12：1）的20多倍。[23]由此可以看到，授权地方改革试点决定将谁来改、改什么、何时改、何地改等问题都加以明确，而这些内容的明确，有助于受权主体更加准确地贯彻授权事项，也有助于防止受权主体滥用或闲置被授予的权力。